攤丁入畝的實施，一改近百年來的人丁稅制度，歸根結底其實就是新政策和舊勢力的一場正面較量，新政策肯定會損害到他們的利益。鄉紳士族、各級官吏、商人地主，這些人佔據了國家的主導權，同時也擁有大量的土地。
而普通的老百姓是沒有話語權的，連生存的權力都得看這些人的心情。農耕時代，佔有土地的人就是爺。
他們僱傭了大量的佃戶，但稅錢卻是算到所有人頭上的，涉及到他們自己頭上時，那點稅對他們而言，簡直就是九牛一毛。
一個人有一百畝地，僱傭了一百個人種地，最後他只交他一個人的稅錢，剩下的都是由他僱傭的人，也就是那些沒有土地或是很少土地的人來交。
無形中，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生存的壓力就增加了很多，尤其是對那些家裡人口多還沒什麼地的百姓而言更是負擔沉重。可以說舊的稅收制度，對於發展人口起著絕對壓制的作用。在清朝初期，這個矛盾逐漸發展到了最為嚴重的地步。
這也是為什麼自從滿清入關，掌管天下以來，人口多年都增長緩慢的主要原因。
諾達一個國家，就幾千萬人口，堂堂一個四川，人口不過十幾萬，還大都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吃不飽穿不暖，這種情況必須要改變的。
康熙生前已經發現了這個問題，但實施起來的效果並不好，也不全面。而雍正顯示出了他的決心，全國上下開始實行攤丁入畝，這不光事關滿清的存亡，更加事關國家的生死存亡。
在攤丁入畝這方面，最被雍正倚重的人就是李衛和田文鏡。
田文鏡為人極刻，不顧同僚，也不恤民眾，以嚴厲刻深為治，幹了很多得罪人的活兒。
李衛腦子靈活，看似任性驕縱，為人傲慢，實則做事善於思考，總能抓住最為恰當的時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果斷採取措施，展現出超乎尋常人所能達到的辦事能力。
這個年代，唯有講道理那是絕對行不通的。
李衛也好，田文鏡也罷，對這一點都是毫不懷疑的。
李衛別的就算不懂，但對攤丁入畝的政策還是很明確的，那就是必須執行，不然像自己這樣的穿越者能不能在幾百年後，出現在這個世界上都是個問題。
彭家屏本來還一直還心有疑慮，擔心因為年羹堯的事情，李衛會被雍正懲罰，可沒想到皇上給李衛的回信裡，壓根就沒再提起過這件事。只是對浙江的民風彪悍的評價表示認同，並再次重申了將浙江軍政要務全都交給李衛，遇事不用上奏，可自行決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