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太祖很顯然的告誡後世子孫，也是有當時的苦衷和緣由的。
誓碑的第一條內容，便是太祖對於周世宗子孫也就是柴氏後人的特殊照顧。
究其原因是因為大宋朝的江山是太祖當年從周的孤兒寡母手中奪來的。
當時各自割據且混沌亂世的時期，周世宗柴榮病逝後，時為大將的趙匡胤借領兵抵禦北方民族侵略的機會發動兵變，逼迫年幼的周恭帝退位，由此篡奪了皇位。
後世所謂“陳橋兵變，黃袍加身”，說的就是這段歷史。
也可以看得出來，太祖對此是心存歉疚的，只能用這樣的方式給柴氏一族一道免死金牌。
如果說太祖照顧柴氏是情有可原，那麼第二條之中為什麼偏偏要對士大夫和上書言事的人特別照顧呢？
在唐末五代之時，各地割據的軍閥都是過於強調炫耀無力，而大都鄙視文人和士大夫之流。
對上書議論朝政的士人，動輒加以鎮壓和迫害，導致士人不肯為其效力，從而形成了武強文弱的局面。
恰逢亂世，政局持續動盪不安，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朝局更迭頻仍。
出身行伍的太祖自然是親身目睹了這一幕幕，深切的意識到人心向背的重要性。
在亂世治國之中，清楚的意識到“馬上得天下，不可以馬上治天下”。
感受到強大的政權需要有識之士的輔助，太祖才格外注意對士大夫施行優厚的國策。
正是這種“崇文”的策略，為大宋皇朝創造了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也奠定了重文抑武的國策。
“秦檜如何處死確實需要斟酌，是依大宋刑律法辦還是依君臣慣例賜死，各位議一議！”
趙構還是有些忌憚太祖祖誡，當初凌遲万俟卨已經引起了朝堂文臣的不滿，如若再以這樣的方式制裁秦檜恐有失文臣之心。
這些都是趙構站在皇帝的角度不得不面對的事情，皇帝確實是一言九鼎，但也要對後續結果所產生的連鎖反應而負責。
“臣以為既然證據確鑿，自然按照大宋刑律施行，王子凡法與庶民同罪。秦檜罪大惡極，太祖在天之靈也自當應允！然其畢竟為重臣，行刑方法可酌情變通！”
韓世忠此時是鐵了心的要快刀斬亂麻，恨不得親手活劈了秦檜，但終究有顧慮。
這個顧慮便是文官的臉面，或者是他自己的臉面。
不過他自然是鐵了心要求要殺秦檜，依照大宋刑律乃是有理有據，畢竟太祖祖誡只是祖訓，雖然能夠藉此限制皇帝，但面對罪不可赦者還是缺少說服力。
“依韓卿之見，朕該如何變通？”
“大宋刑律死罪乃是絞、斬及凌遲，對於文官皆過於嚴苛。故臣以為可配絞刑，留其全屍！”
大宋刑罰基本是分為笞、杖、徒、流、死五刑，笞、杖、徒刑各分五級，流刑分為四級，死刑分絞、斬兩級，以及特殊的死刑凌遲。
只不過凌遲這類死刑只有是罪大惡極者才可定刑，通常只是絞刑和斬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