裹足不前？
作為大宋開國皇帝的宋太祖趙匡胤，創立一套國家治理制度確實有其當時時代背景。
那就是在唐朝安史之亂後，整個國家走向由盛轉衰，從而導致五代十一國分裂局面的慘痛局面。
可以說趙匡胤的治理制度旨在應對藩鎮割據和紛爭亂世基礎之上的。
並且在統一國家後的國制設計和朝綱建立大多都是沿襲唐朝的制度，應該說是在眼下確實有些是不合時宜。
“守祖宗基業就應不囿於祖宗之法！如若破祖宗之法而能固守祖宗基業，那麼祖宗泉下有知自然也會倍感欣慰！”趙構目光堅定緩緩的說道。
他要向這些候任官員表明自己變法的決心，同時也是強化這些官員的變法決心。
如果連祖宗之法都敢破除，那麼還有什麼能夠阻擋革新變法呢！
目光堅定！
殿內的候補官員見到官家如此堅定的目光，在內心中同樣激情澎湃。
他們都是對收復北境和中興大宋抱有強烈的期望，同時也是希望能夠積極參與到革新變法之中去。
官家的這種決心和這種轉變，成為了這些地方官員們巨大的推動力。
“臣候任嶽州知府周峻回稟官家！臣以為變法革新應摒除個人私利，一切以朝廷大局為重。如若私利當道，則變法恐難實施矣！當年王安石變法便是為保守派所累及，因而變法失敗！”候任的嶽州知府周峻說道。
當時王安石變法之際，便有一些傳統守舊的士大夫抱團成為利益集團，他們在傳統與現實，道德與現實，理想與現實之間舉棋不定，從而在變法的把握和選擇上迷失方向。
利益集團的士大夫們站在維護傳統道德和老祖宗法則至高點上，對變法橫加指責和妄議干涉。
在國力交困和外敵侵犯的現實中，無視朝廷中存在社會問題和軍務問題，對變法種種舉措橫加指責，甚至以變法為恥，不與變法者為伍，視變法為大逆不道。
傳統士大夫受到儒家思想影響甚深，把祖宗之法看得非常的重要，把聲譽和名利看得比江山社稷還重要。
面對著變法便只剩下空洞的道德說教，不切實際的完美追求，就把治國平天下的神聖職責變成了脫離現實的空中樓閣。
最終這些守舊派成為了王安石變法的絆腳石，將本可日漸中興的大宋推向了一汪死水之中。
“周卿所言不無道理！從吳起、商鞅變法，再到我朝熙寧變法，無一不是在逆境中前行。但凡革新難免觸及朝臣私利。或許是政治私利，或許是錢財私利，但凡種種私利皆可成為阻攔變法的利刃。摒除個人私利，以朝廷大局為重，方能將變法推向成功。”趙構說道。
難得這些候任地方官員能夠如此高的認知和格局。
雖然這些人沒有入朝為官，但看到變法的站位同樣非常的高。
無論是朝堂還是地方，對於變法持懷疑態度或者反對意見的註定是大有人在。
這些候任的知府知州們，怎麼樣破除反對的棋局，不僅僅考驗這他們的智慧，同樣考驗著朝堂這些宰執們的智慧。